至于“抗拒解散”，更是莫须有的事。在学生集会整个过程中，政府根本没有下令叫学生解散过。既然没有下过解散之令，“抗拒”一说又从何而来呢?
刘律师继续说道，恰恰相反，军警们不但没有让学生解散，反而把学生包围在天安门内拘禁了一天。直到天黑，还抓了四十个学生。这种逮捕是毫无道理的，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既然起诉书所依据的逮捕公函是错误的，那么起诉书所叙述的事实，岂有不错之理?
检察厅指控被捕学生“从旁助势”、“闻风而至”。
刘律师严词反驳：《刑法》(指北洋政府的《暂行新刑律》)中所称的“助势”，须有助的行为。而起诉书中指责未演说的学生为“助势”，岂非咄咄怪事?既未演说，何来“助”的实况?
至于“闻风而至”，更是荒诞不经。如果这也能定罪，则当时过路的行人闻声而来，驻足而听者不计其数，莫非都是犯罪分子?官厅何不把他们统统捕而治之?
说到这里，刘崇佑的话转向被捕的四十名学生，他分析道：“检察厅认为是犯罪，那么，至少应有犯罪主体吧，而警方所抓的四十人，不是在白天集会，而是在半夜驱散学生时，乘黑暗混乱而“摸索”抓到的。这样抓来的人与犯罪的主体岂可同日而语?倘若仅仅因为被抓来了，就可定为罪人，那么岂不等于说，确定犯罪可以不依事实，而仅依是否被捕为据吗?似这般定罪方法，恐怕找遍全世界也难找到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