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反思我们的统计方式之外，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正如已经证明，以现有的经济衡量手段难以完全反映分享经济的影响，如GDP（在第5章中详细讨论过），通过现有的雇用办法，分享经济创造的工作也不能很容易被理解。我们还需要引入关于工作质量、收入稳定、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指标。一份通勤时间长、花费高的全职工作可能比不上两个在家进行的兼职工作。以现有的标准去衡量是很难得出这个结论的。无论新引入什么样的指标，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们现有经济衡量方法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公平等），我们就业方面的衡量也一样。
我通过强调针对Uber的正在进行的劳资纠纷问题作为本章的开头。正如我在本章已经讨论过的，这只是冰山一角，只是一个更广泛的由数字化带来的对全世界工作的重新定义的一小部分。无论这些还在继续的事件结果如何，也许对于Uber的劳动争议最重要的影响是社会注意力引入了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展开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在这场正在进行的转变完成之前拥有新的劳动政策，摒弃过去错误的将人分为“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二分法，从而对生产性工作的分类进行重新定义，打破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和全职工作挂钩的关系，以更好地支持新兴网络社会的小企业主。我们还需要认真思考20世纪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否适合这个新世界的工作。我将在下一章深入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