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皇帝，喜欢搞一种文字狱的游戏，动不动把作家的脑袋砍下来，对作家应该是颇不感兴趣才对。但也许我们中国终究是文化古国的缘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挤进作家队伍者，倒也不在少数，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整作家，杀作家，收拾作家不遗余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顶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因此极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统治者，当然也不是没有。前面提到的汉高祖，一开始很以“马上公”为傲的，后来，叔孙通给他演习礼仪，他也体会到皇帝的威严，从此尊儒。随后，这位亭长衣锦还乡，不也写开诗了嘛！一当上皇帝，好像才气也跟着蓬勃，艺术细胞也来得丰富了。他的诗《大风歌》也许会被御用评论家喝彩，把他划入豪放派诗人一族中去。如果当时成立汉朝作家协会的话，那么第一号会员证，则非他莫属了。
曹操也是一个杀过作家的统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杀掉的，杨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脱一份死罪，连受刑时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那位新锐作家祢衡虽不是他杀的，但也因为得罪了他而送给别人去砍了头。但他自己却是历代皇帝中最称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远远高于他所杀掉的几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来得家喻户晓。但他终究还是有些诗人气质，譬如花钱把女诗人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譬如诗人王粲劝刘琮降操有功，褒赏有加；譬如诗人陈琳为袁绍讨操写过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杀头，还给了一个书记官当。所以，他这些对待作家的严厉或宽容的举止，只是个人行为。而明清两代以文化人为残害目标的文字狱，则纯属彻头彻尾的暴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