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仍对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不满。他忍无可忍，于是，在1927年后找到了另一个受到政治控制的环境。此时，甚至连教科书也“党”化了，变成了论述国民党党章的教条读本。郭秉文同样从未加入过国民党，并且始终是脱离中国教育界的一名“难民”。蒋梦麟对于1927年后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一事不感兴趣，一年后，他借口面临的政策原则难题而辞职，重返北京大学。1927年后的新政权清除了一些当年控制长江流域省份的专横的军人统治者，但是，这种清除还是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用文化改革来改变政治环境的策略，同20世纪20年代一样，依然无效。
（赵念渝 丁证霖 译）
[1] 原载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